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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杯足球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和手迹

作者:历史百科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12-28 13:05    浏览量: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了易州《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石刻的时代背景,就碑主智朗及其师海云与早年忽必烈的交往活动进行了考察,并揭示出碑阴忽必烈手迹的重要研究价值。关键词:元代忽必烈朗公40年前读《畿辅通志》,见书中记易州境有《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石刻,下有说明;又有《碑阴疏文》,其说明如下:“正书‘皇子大王护必烈请朗公长老住持十方兴国禅寺为国开堂祝延圣寿疏’疏文五行,行三十八字,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十字,印三方,左侧皆正书一‘宝’字,其印文磨灭不可识。”这段话说的“皇子大王护必烈”应即未即位前的忽必烈,故称“皇子大王”。正书汉文疏文五行,估计是他身边的必阉赤代作。特别是“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一句引起我的注意,旁注当是刻碑人加上的,他为了显示此碑的权威性,将忽必烈表示认可的“蒙古书”也刻在疏文之尾,强调是“王者亲书”。我想这一行蒙古字,不可能是五行疏文的蒙古原文,应是他的签名。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无数,除书法家外,很少有几人亲笔签名和墨迹保存下来,忽必烈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皇帝,用本民族文字签的名,更加难能可贵。多年来,我有心亲自去河北易县访古,以了解此碑究竟,40年来此愿未遂,恐遥遥无期,故将此发现提出,希望有关学者能亲临现场,根据实物进行深入研究。1990年,《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元代部分出版,公布了题为《护必烈大王令.旨碑》的拓本,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其原文如下:此碑《汇编》说明是“元大德八年刻”,估计是根据碑末的甲辰年号,错往下推了一甲子,大误。①《畿辅通志》的说明全采录自《上谷访碑记》,其作者邓嘉缉有很好的描述,他说这碑“在城北兴国寺前废地……碑高二尺六寸二分(《汇编》:拓片高111厘米),广一尺七寸,十行,行十五字至二十字不等。碑刻元世祖令旨颁赐兴国寺僧朗公为佛灯普照大师并免摇役之文,末署甲辰年二月,有印痕于年月上,文已不可辨,印左侧正书‘宝’字。”由于这是“免摇役之文”,所以寺僧要把忽必烈的印章也刻在碑上,用“宝”玺增加这道令旨的分量。阴面的疏文,如前所述,除了刻上“王者亲书”的蒙古字外,也有“印三方,左侧皆正书一‘宝’字”。可惜,正面、反面的宝不是说“文已不可辨”,就是“磨灭不可识”②,如能识认出来,一睹忽必烈潜邸时期印章的真面目,其价值将不亚于从梵蒂冈教廷发现贵由汗致教皇信上所钤的玉玺。此碑中明明有“护必烈大王”的称呼,《汇编》仍将此碑的甲辰年误定为“大德八年”。大德是成宗的年号,他已追谥其祖忽必烈为世祖,怎能称为大王。中统以后,汉人都知道皇帝名讳,译名已统一,“护必烈”只见于潜邸时期③;几年后的武宗时,程文海避武宗名海山讳,改名钜夫,可见蒙古贵族也接受了汉人避御讳之说;故此时只能出现尊谥世祖,。更不会出现早期用过的译名“护必烈”。邓嘉缉还考证说:“蒙古太宗谔格德依皇后尼玛察氏称制之三年,是为甲辰,至世祖元年始有中统之号,至元八年十一月始建国号曰‘元’,考《元史》,岁甲辰世祖尚在潜邸,辛亥六月,宪宗即位,以世祖于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故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由辛亥逆推至甲辰尚七年,尼玛察称制,世宗乃睿宗子,为诸王,故碑题‘护必烈大王’也。”剖析得明明白白,前人早已弄清的问题,《汇编》还是弄错。《汇编》另一个缺点是遗漏了碑阴的石刻,它上面刻有整篇五行疏文,拓碑者不大可能失拓。《汇编》的漏印使读者看不到忽必烈早年的头衔“皇子大王”,也使我们无法欣赏他的手迹或亲笔签名。迄今为止,已知存世最早的畏兀儿蒙古字实物是1225年的《移相哥碑》,其次是1240年河南济源的《紫微宫碑》,这立于甲辰年的碑刻即1244年的一行蒙古字就应排在第三,文字的古老和出自忽必烈之手都增加了这块碑文的价值。《护必烈大王令旨》中提到,朗公长老曾“应命赴斡鲁朵里化导俺每祖道公事”,说明他曾被邀至漠北忽必烈的斡鲁朵化导蒙古贵族服膺佛法。碑立于甲辰年二月,他往返于漠北,不会晚于壬寅、癸卯年。燕京大庆寿寺海云禅师,被忽必烈邀请“赴帐下问佛法大意”,时在1242年壬寅,是所见史料中忽必烈与中原人物接触的最早记载④。朗公被邀与海云同时甚或更早,可见朗公也是僧界的重要人物,此碑又可为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增添一条新资料。朗公其人不见于《元史》,今就零散所见略述其生平。赵孟頫曾撰文追溯禅宗临济宗的渊源,指出海云是临济宗的法嗣,其大弟子之一名可庵朗,就是“令旨碑”中的“朗公”。朗公又“度荜庵满及刘文贞”,说明朗公就是海云的门徒,也是刘秉忠的师傅⑤。可能因秉忠后成为元朝开国重臣,在他的行状、神道碑、墓志⑥和《元史》本传中,都不记此事,此可补史实之缺。今北海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碑文乃燕京编修所次二官王万庆所撰,60年代我拓得此碑,1986年又发表了经侯堮先生校补过的碑文,可惜字有磨泐,不能全部复原。碑中提到:“己亥之秋,复居庆寿。岁在辛丑,燕京普济禅院宗主善琛与其僧众以状施其院为师养老之所。”此后多次提到可庵朗,因文字残缺不能通读,有“非可庵孰可为”的话,可看出他是海云所倚重的弟子。后来普济院经海云重修,“护必烈大王闻而嘉之,乃取师之自号,改普济为海云禅寺”⑦。海云示寂后,由可庵“住持海云以继其后”⑧。海云携刘秉忠去漠北时,可能朗公也在行。看来忽必烈最早对中原关心的是佛教;通过僧侣的引见,才陆续留用或邀请刘秉忠、王鹗等人。甲辰年,“护必烈大王以珠笠奉”海云⑨,同时颁发前引令旨给朗公,可见他的地位不同一般。页码1 2 <

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和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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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读《畿辅通志》,见书中记易州境有《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石刻,下有说明;又有《碑阴疏文》,其说明如下:“正书‘皇子大王护必烈请朗公长老住持十方兴国禅寺为国开堂祝延圣寿疏’疏文五行,行三十八字,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十字,印三方,左侧皆正书一‘宝’字,其印文磨灭不可识。”这段话说的“皇子大王护必烈”应即未即位前的忽必烈,故称“皇子大王”。正书汉文疏文五行,估计是他身边的必阉赤代作。特别是“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一句引起我的注意,旁注当是刻碑人加上的,他为了显示此碑的权威性,将忽必烈表示认可的“蒙古书”也刻在疏文之尾,强调是“王者亲书”。我想这一行蒙古字,不可能是五行疏文的蒙古原文,应是他的签名。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无数,除书法家外,很少有几人亲笔签名和墨迹保存下来,忽必烈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皇帝,用本民族文字签的名,更加难能可贵。

多年来,我有心亲自去河北易县访古,以了解此碑究竟,40年来此愿未遂,恐遥遥无期,故将此发现提出,希望有关学者能亲临现场,根据实物进行深入研究。

1990年,《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元代部分出版,公布了题为《护必烈大王令.旨碑》的拓本,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其原文如下:

此碑《汇编》说明是“元大德八年刻”,估计是根据碑末的甲辰年号,错往下推了一甲子,大误。①《畿辅通志》的说明全采录自《上谷访碑记》,其作者邓嘉缉有很好的描述,他说这碑“在城北兴国寺前废地……碑高二尺六寸二分,广一尺七寸,十行,行十五字至二十字不等。碑刻元世祖令旨颁赐兴国寺僧朗公为佛灯普照大师并免摇役之文,末署甲辰年二月,有印痕于年月上,文已不可辨,印左侧正书‘宝’字。”由于这是“免摇役之文”,所以寺僧要把忽必烈的印章也刻在碑上,用“宝”玺增加这道令旨的分量。阴面的疏文,如前所述,除了刻上“王者亲书”的蒙古字外,也有“印三方,左侧皆正书一‘宝’字”。可惜,正面、反面的宝不是说“文已不可辨”,就是“磨灭不可识”②,如能识认出来,一睹忽必烈潜邸时期印章的真面目,其价值将不亚于从梵蒂冈教廷发现贵由汗致教皇信上所钤的玉玺。

此碑中明明有“护必烈大王”的称呼,《汇编》仍将此碑的甲辰年误定为“大德八年 ”。大德是成宗的年号,他已追谥其祖忽必烈为世祖,怎能称为大王。中统以后,汉人都知道皇帝名讳,译名已统一, “护必烈”只见于潜邸时期③;几年后的武宗时,程文海避武宗名海山讳,改名钜夫,可见蒙古贵族也接受了汉人避御讳之说;故此时只能出现尊谥世祖,。更不会出现早期用过的译名“护必烈”。邓嘉缉还考证说:“蒙古太宗谔格德依氏称制之三年,是为甲辰,至世祖元年始有中统之号,至元八年十一月始建国号曰‘元’,考《元史》,岁甲辰世祖尚在潜邸,辛亥六月,宪宗即位,以世祖于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故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由辛亥逆推至甲辰尚七年,尼玛察称制,世宗乃睿宗子,为诸王,故碑题‘护必烈大王’也。”剖析得明明白白,前人早已弄清的问题,《汇编》还是弄错。

《汇编》另一个缺点是遗漏了碑阴的石刻,它上面刻有整篇五行疏文,拓碑者不大可能失拓。《汇编》的漏印使读者看不到忽必烈早年的头衔“皇子大王”,也使我们无法欣赏他的手迹或亲笔签名。迄今为止,已知存世最早的畏兀儿蒙古字实物是1225年的《移相哥碑》,其次是1240年河南济源的《紫微宫碑》,这立于甲辰年的碑刻即 1244年的一行蒙古字就应排在第三,文字的古老和出自忽必烈之手都增加了这块碑文的价值。

欧洲杯足球 ,《护必烈大王令旨》中提到,朗公长老曾“应命赴斡鲁朵里化导俺每祖道公事”,说明他曾被邀至漠北忽必烈的斡鲁朵化导蒙古贵族服膺佛法。碑立于甲辰年二月,他往返于漠北,不会晚于壬寅年。燕京大庆寿寺海云禅师,被忽必烈邀请“赴帐下问佛法大意”,时在1242年壬寅,是所见史料中忽必烈与中原人物接触的最早记载④。朗公被邀与海云同时甚或更早,可见朗公也是僧界的重要人物,此碑又可为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增添一条新资料。

朗公其人不见于《元史》,今就零散所见略述其生平。赵孟頫曾撰文追溯禅宗临济宗的渊源,指出海云是临济宗的法嗣,其大弟子之一名可庵朗,就是“令旨碑”中的“朗公”。朗公又“度荜庵满及刘文贞”,说明朗公就是海云的门徒,也是刘秉忠的师傅⑤。可能因秉忠后成为元朝开国重臣,在他的行状、神道碑、墓志⑥和《元史》本传中,都不记此事,此可补史实之缺。

今北海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碑文乃燕京编修所次二官王万庆所撰,60年代我拓得此碑,1986年又发表了经侯堮先生校补过的碑文,可惜字有磨泐,不能全部复原。碑中提到:“己亥之秋,复居庆寿。岁在辛丑,燕京普济禅院宗主善琛与其僧众以状施其院为师养老之所。”此后多次提到可庵朗,因文字残缺不能通读,有“非可庵孰可为”的话,可看出他是海云所倚重的弟子。后来普济院经海云重修,“护必烈大王闻而嘉之,乃取师之自号,改普济为海云禅寺”⑦。海云示寂后,由可庵“住持海云以继其后”⑧。海云携刘秉忠去漠北时,可能朗公也在行。看来忽必烈最早对中原关心的是佛教;通过僧侣的引见,才陆续留用或邀请刘秉忠、王鹗等人。甲辰年,“护必烈大王以珠笠奉”海云⑨,同时颁发前引令旨给朗公,可见他的地位不同一般。

海云在蒙哥汗即位后的“壬子夏,授以银章,领天下宗教事,非所乐也,以其徒朗公辈摄之”。朗公还一度摄任掌管天下佛教的首领⑩。海云于丁巳年四月圆寂,戊午岁五月望,由“可庵智朗”立前述王万庆所撰碑。碑阴立石人之一署名“庆寿智朗禅师”,可见朗公全名智朗,属于临济智字辈。碑文开头声明此碑是根据“其嗣法庆寿朗公禅师所录其师海云行状”所作,更印证了智朗与海云关系之深。同时,奉“护必烈大王令旨,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塔去寺西南可十武”。据《帝京景物略》载:海云灵塔高九级,“额曰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碑文强调:“前后得法者十四人,可庵朗公继主庆寿寺焉”。朗公就是海云示寂后大庆寿寺继任的住持。佛惠晓庵大禅师,本四川何氏子,“元朝兵下蜀,从西凉来趋燕,寓锡庆寿,参可庵法席,岁在丙寅”,即至元三年。

海云国师的法嗣可庵朗公,可能就在这年示寂,“塔于东,亦蒙诏赠为魏国公”。塔高七级, “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甲辰年《护必烈大王令旨碑》特赐朗公“佛灯普照大禅师”,与塔额题名不同,当是死后另有追谥。从此在京师庆寿寺西出现一道景观“海云、可庵双塔”,庆寿寺因而俗名双塔寺。至元四年,元大都建筑新的城垣,这时已新建成可庵灵塔于海云塔之东,合为“大都二师之塔”,因“正当筑城要冲”,“势必迁徙以遂其直”。时相奏告世祖,他闻讯敕命不必迁徙, “俾曲其城以避之”,将城墙南退30步,修成半圆形绕过双塔,将双塔“圈裹入城内”。可见元朝皇帝也懂得保护文物。

据明人所见:“今寺尚有海云、可庵二像,衣皆团龙鱼袋。”若干年后,元朝历代皇帝追念刘秉忠开国之功,“用休嘉彰其师之道”,累赐海云等住持过的大庆寿寺田地,并回顾说:“世祖龙德渊潜,豪俊闻风而云附者,靡不虚左以待。昔方外之士则海云师、可庵师皆学契真如,辨穷实谛,世称硕德。”反映出他和海云被元人尊崇为方外的杰出人物。

甲辰年朗公所在的易州兴国禅寺,是庆寿寺的祖庭。秋,燕京大行台丞相兼宣差安抚大使刘敏,同行省石抹咸得不、都元帅赵公及京城豪贵以疏力请海云就庆寿开堂。此前,海云曾住持易州之兴国禅寺。 1244年,海云和朗公从漠北忽必烈的斡鲁朵归来,这时海云正住持庆寿寺,朗公则住持其祖庭兴国禅寺。海云圆寂,“诸大弟子分舍利,葬秦赵间,为塔七。”他曾驻锡过的“易州兴国”也在其中。

明朝建北京城,南城墙改向南扩,双塔寺正处于宫墙西南的西长安街,更加触目。庆寿寺在明正统间重修,改赐名大兴隆寺。嘉靖初毁于火,将其地改作他用。日久,寺院已荡然无存,仅留下双塔。1955年4月展宽西长安街马路,有700年历史的双塔被拆除。《海云大禅师碑》移贮北海天王殿保存。

本文只考察了碑阳忽必烈的令旨,但主题是因讨论碑阴的“王者亲书”而起,不仅没有研究,连原物也没看到,只能起抛砖引玉提出问题的作用。我切望早日看到同好各位专家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周清澍,1931年生,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教授]

① 程钜夫:卷六,清宣统陶湘涉园影印明洪武本。

② 于敏中等编纂、。

③ 总048册,图版177。

④ 邓嘉绩:第三辑第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⑤ 卷二一,丁巳年,第77册。

⑥ 卷二一,丁巳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7册。

⑦ 赵孟頫:卷九,《四部丛刊)本。 ⑧ 《藏春集)卷六,明弘治顺德府孔鉴序刻本。

⑨ 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北京史研究》第一辑,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

⑩ 《永乐大典》卷四六五O,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卷二一,丁巳年,第77册。

程钜夫:《海云简和尚塔砷》,《雪楼程先生文集》卷六,清宣统陶湘涉园影印明洪武本。

卷七条引《元一统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卷四三引《帝京景物略)。

条, 条, 于敏中等编纂。

卷四三引 邓文原: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卷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元朝赞划重臣刘秉忠(1216~1274年),原名刘侃,字仲晦,法名子聪,赐名秉忠,自号藏春散人,邢州人。他17岁时曾担任刑州节 度使府的令史,负责管理文书等事。因自感怀才不遇,遂隐居武安山从僧学道。后受燕京大庆寿寺高僧海云禅师的邀请,充当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藩王府顾 问,并成为他最赏识、最信赖的人。 刘秉忠堪称元朝政体的总设计者:元朝的国号、年号、官制、国策,都是他一手谋划并说服世祖忽必烈采 纳实行的;元朝的官吏选拔制度、俸禄制度、朝廷礼仪,都是他奉忽必烈之命,亲自主持制定的;元代的上都开乎府和元大都,也是他具体勘 察、选址、设计并参与督建而成的。近800年来,人们一直公认他是元朝历史上继名相耶律楚材之后的又一个策划重臣。 刘秉忠一向认为:天子以天下为家,兆民为子,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需如鱼水。因此,在他给忽必烈出谋划策时,无不首先想到百姓的利益。 早在元定宗贵由汗二年,忽必烈受封于刑州。当时,刑州地处蒙汉交错杂居之要冲,是蒙古控制漠南汉地的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然而,在此 之前,该地的领主却因辖治无方,横征暴敛,致使1.5万户居民不堪重负,纷纷逃亡他乡。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百姓仅剩500多家。为此,刘秉忠建议忽必 烈:择良吏而治理,并推荐了张耕、刘肃为邢州安抚正、副使。结果,由于张、刘二人同心协力,革弊布新,斥禁贪暴,全州户口很快增加了10倍之多。 基于刑州的巨大变化,忽必烈在欣喜之余,又虚心征求刘秉忠治理漠南的意见。于是,他又提出了以下六条措施: 一、选择开国功臣子孙,分为京府州郡监守,督责旧官遵行王法,并照其政绩确定升降。为防止百官作威作福,残害百姓,还要专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二、将现行的赋税徭役减去1/3~1/2。 三、禁止设置私狱,严禁酷刑。对犯有死罪者,奏请朝廷恩准后方可听断。 四、开放学校,尊奉孔子,实行王道。 五、兴礼乐,颁历法,修史书。 六、亲君子,远小人。广开言路,选拔谏臣。 刘秉忠曾随忽必烈多次南征北战,而在每次战役前后,他都不厌其烦地规劝忽必烈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对南北人民一视同仁,不可嗜杀。忽必烈也总是慨然答应道:愿与卿等共守此言!于是,命令诸将们痛改烧杀的恶习,并将所俘人员一律释放。 此外,刘秉忠还鼓励耕织,发展生产,提倡节俭,反对奢华;他甚至建议成立孤老院,给衣给粮为养等等。 二 刘秉忠自从投身漠北,时时随侍忽必烈左右,凡有关国家大体者,知无不言,一意以天下为己任。他鉴于蒙古贵族一向鄙视汉族儒生,而治国又离不开知 识分子的现实,告诫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并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渐渐使忽必烈认识到人才乃治国之本、天下 治乱系于用人。后来,忽必烈为延揽治国安邦之士,甚至还诏求山林隐逸名士,所在官司,具以奏闻。一经发现,无论身系哪个民族,都以重礼相待,或委以 重任,或安置于集贤馆内。 与此同时,刘秉忠更以荐举人才为急务。曾一度官至参知政事的贾居贞、左丞张文谦、平章政事王文统等人, 都是他亲自推荐的。中国历法史上的杰出人物王恂、郭守敬等,曾是他的得意门生,也是他推荐给忽必烈而得以施展才智的。天文星历专家田忠良、靳德进等,同样 是他将他们推荐给忽必烈的,并将他们安排到能充分发挥其专长的职位上。在至元十年,他一次举荐清官廉吏就达38人之多。 刘秉忠在推贤使能时,非常注意回避私亲之嫌。据史载,他的胞弟刘秉恕也很有才干,而且为人清正,但他却没有推荐他。后来,由于其他人的选拔引荐,刘秉恕才受到忽必烈的重用,并历任礼部尚书、淮西宣慰使和湖州、平阳两路总管,政绩也分外显著。 三 刘秉忠虽然深受忽必烈的器重,为元朝的奠基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看待个人的官名利禄却清淡如水,一直是僧衣斋食,过着出家人的生活。同僚们实在过意 不去,才奏请忽必烈正其衣冠,崇以显秩。忽必烈深以为然,即日赐名刘秉忠,令其还俗,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还下诏将翰林侍读学士窦 默的女儿许给他作夫人,赐以府第,成立家室。 刘秉忠还俗做官后,位极人臣,但他仍斋居蔬食,终日澹然,不异当昔。有一次,忽必烈 赏赐他千两白金,他却坚持不受,还说:臣山野鄙人,侥幸遭际,服器悉出尚方,金无所用。忽必烈坚决让他收下,他才不得不受领。不过,为时不久,他便将 这千两白金全都分给了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和故乡父老。 至元五年,刘秉忠主持修建的元大都竣工后,毅然辞去了中书省的要职,以明志淡泊。数年后,他在市郊的南屏山筑造了一座庐舍,闲居其间,自号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娱。 刘秉忠早在当和尚时就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功底,不但精通《易》理、天文、历法和数学,还对诗、赋、书法极有研究。著有《藏春集》6卷、《藏春词》1卷、《诗集》22卷、《文集》10卷、《平沙玉尺》4卷、《玉尺新镜》2卷等。 至元十一年八月,刘秉忠无疾端坐而逝,终年59岁。忽必烈闻耗,惊悼不已。他即命出内府具棺殓,遣礼部侍郎赵秉温护其丧还葬大都。随 后,又追赠他为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元成宗铁穆耳时,赠官太师,改谥文正;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又进封为常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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