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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钱大昕研究述评

作者:春秋三国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12-28 14:02    浏览量:

近年,许多学者著文回顾本世纪我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尽管所谈具体学科各有侧重,但都认为,中西学术的交流和会通,是20世纪我国史学取得长足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蒙元史学科而言,由于其具有世界性,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世界性”,指的是蒙元史研究涉及的地域、民族、制度文化,以及所利用的历史资料,都超出了中国范围。因此,研究蒙元史更需要面向世界,随时注意了解和借鉴别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切忌闭门造车,这是老前辈谆谆教导并用他们的研究实践启示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史”,由于洪武初年仓促修成的《元史》纰漏百出,大不餍人望,于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围绕此书做了不少拾遗补阙、考异订谬,乃至改编、重修的工作。参加纂修的朱右就著有《元史补遗》12卷。另据解缙说,洪武二十四年他被罢职,太祖命他回家著述十年,其中一项就是“《元史》舛误,承命改修”,所拟凡例已进呈,且“杜门纂述,渐有次第”(注:解缙:《寄具川董伦书》,《文毅集》卷15;《明史》卷147《解缙传》。按:改修早已下诏刊行的《元史》是一件很艰巨的大事,朱元璋何以只交给年仅23岁、被他认为“少涵养”(见杨士奇撰《解缙墓碣铭》,《文毅集》附录)的解缙去做,颇有疑问。或者如顾炎武所说,只是“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目知录》卷26〈元史〉)。)。可惜朱右之书和解缙“改修”之稿皆不存。永乐初,胡粹中著《元史续编》,起元世祖灭宋迄元亡,全仿《纲目》体裁,实为续陈泾的《通鉴续编》,其资料基本上摘自《元史》,极少增益,且因摘引不当弄出不少新的错误。其他明人的元史著述,仅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和王光鲁的《元史备忘录》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余不是刻意模仿宋儒的“通鉴”或“纲目”体,就是蒙学教材或应试急用式的“节要”、“史略”之类,几无史学价值可言。明代前期,所获元朝官方文献尚属完整,私家著述亦易搜集,还有熟悉元朝典故和通晓蒙回译语的人士可备咨访,可惜朱元璋急于求成,将草草交差的《元史》下诏颁行,后世无敢议其缺失,遂铸成定局而无法根本改造。中后期明人学术日益空疏,史学成绩尤其不佳(注:顾炎武谓:“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见同上书卷18〈秘书国史〉条:同书卷16〈史学〉条引述唐穆宗时殷侑关于“史学废绝”的谏言后说:“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更难有所进步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杰出学者力矫明人学术空疏无用之弊,倡导博学求实和经世致用,对学界影响很大。注重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辨析和名物制度的训诂考据渐成风气,元史研究因而也出现了新面貌。顾炎武首先指摘出《元史》的一系列缺陷,为后人批判和改造旧史开了先河。康熙三十八年邵远平著成的《元史类编》可以算是改造旧史的第一部著作。此书以旧史为基础,“采摭群书,或补其阙略,或辨其异同”,所采之书有《元典章》、《经世大典》、《圣武亲征录》、《元文类》及文集、笔记、方志、杂史等;卷帙虽少,增补内容颇多,如诏制、奏疏及收西域、平大理、创海运等关键大事,并补撰了不少列传,尤以艺文类人物为多,据称“自一统志下及裨乘诸书以至家藏抄本,无不罗致,补其阙轶”;其所补阙、辨异皆注出依据,“不敢臆凿一语”;元代的人、地、氏族等名译音问题最多,邵氏考究音训,自谓“少习国语,略知音义”,力图将异译者“概从画一”(注:上述引文皆出《元史类编》卷首《凡例》。)。其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所利用资料,较前人确有显著进步。不过,邵氏搜集史料仍很不全,译语解释屡有不当(如谓“斡耳朵译言厢房,故取以当侧室之义”之类),至于补叙西域史事,更远非其力所能及。《类编》刊行后,来华耶苏会士宋君荣(a.gaubil)将前10卷本纪译为法文,1739年在巴黎出版,名《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为西方学者利用汉文资料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很大方便。乾、嘉时期,考据学派成为学术的主流,经学、史学及相关的文字、音韵、金石、地理、天文、历算、目录、校勘等学科普遍发达,学风朴实严谨,研究方法细密。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成就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高峰,而其最杰出代表钱大昕正是在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最多贡献。其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史籍长期被忽视或湮没无闻,经他发现或表章,其价值始大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注:清初孙承泽最早注意到此书系元“国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不载,乃将其续集总译收入所著《元朝典故编年考》作为附录。后万光泰据总译改编为《元秘史略》,却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委琐之事”或“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作跋表章,谓论次元太祖、太宗两朝史事,必须于此书折其衷(《跋元秘史》,《潜研堂文页码1欧洲杯买球 ,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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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氏为“一代儒宗”。[1]进入19世纪,人们对钱大昕的评价有了分歧,一方面,人们继承了18世纪学者的看法,仍然给予钱大昕以很高的评价。唐鉴的《清学案小识》、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叶衍兰的《清代学者像传》等,都认为钱大昕是最为博学的学者;另一方面,随着晚清今文经学的崛起,谈变法、重思想成为时尚,人们开始对乾嘉时期考订辨伪的文献整理工作进行反思,如沈尧就认为汉学家“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东抄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2]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钱大昕以考据见长的治学风格自然也会受到人们批评。龚自珍就认为:“辛楣少詹,考证琐碎,绝无关系,而文笔亦拙,无动人处。”[3]并指出了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关于文字音韵、史学等方面的很多错误。20世纪以来的钱大昕研究,大致可分为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以来两个阶段。20世纪上半叶,由于新历史考证学的崛起,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一批史学大师。而乾嘉历史考证学恰恰是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重要基础,新历史考证学派的诸位大师,都或多或少承受了乾嘉考证的学术传统。钱大昕作为乾嘉学术大师,自然受到人们关注。王国维在论述清代学术发展时认为开创清代学术的有三个人,“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并说:“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4]显然,这是把钱大昕与顾炎武、戴震并列,学术地位非一般人所可比。陈寅恪在评价陈垣的学术成就时,将钱大昕看作是陈垣之前最“精思博识”的学术大师,他说:“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5]同样推崇钱大昕的学术地位。陈垣更是对钱大昕学术赞赏倍至,曾说:“《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6]他的治学,受钱大昕影响很大。章太炎对钱大昕的评价与上述学者稍有不同,他把史家分为“作史”与“考史”两种,认为“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在他看来,当时史家,万斯同、王夫之、温睿临、陈黄中、吴任臣、邵晋涵等,为“作史者”,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为“考史者”。但同时他又说:“然今之作史者,不过及一二代,而考史者乃通贯古今,则范围又有大小,是以两者不容轩轾,而不得不分也。”[7]在章太炎看来,“作史者”与“考史者”存在着差异,但又不好分出高下,钱大昕作为“考史者”,自然会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除了一些评论性的言论外,对钱大昕的研究也开始起步。张荫麟的《钱大昕和他的著述》,是第一篇研究钱大昕的论文。[8]此后,史念海、徐书海等学者开始对钱大昕的史学、音韵学等成就进行探讨。但总起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钱大昕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介绍性阶段,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以后。20世纪下半叶的钱大昕研究,主要集中在80年代以来。在此之前,由于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不高,大多数人认为乾嘉学者只埋头故纸,不问世事,作学问走进了死胡同,这样,就导致对钱大昕的研究出现冷清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钱大昕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不仅大量有关钱大昕的论文发表,各种中国史学史、清代学术文化史的著作也都设有专节论述钱大昕的学术贡献。1989年10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还在钱大昕故乡嘉定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门就钱大昕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讨论,将钱大昕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的钱大昕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钱大昕学术成就的总体评价,有对其某一学术领域成就的探讨,诸如文字音韵训诂学、元史学、历史编纂学、历史考证学、历史文献学等等。还有的将钱大昕与王鸣盛、赵翼、章学诚等进行比较研究。这一时期,钱大昕的著述也得到整理,并结集出版,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了较为完备的资料。下面就百余年来钱大昕研究的基本概况做一介绍。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史学史、学术史教科书中有关钱大昕的研究,除个别情况外,一律没有列出。对钱大昕著述的整理。钱大昕是一位著述丰厚的学者,他的不少著述在生前身后都多次刊刻,以单刻本行世。嘉庆十一年至十二年间,钱大昕的著述第一次结集,为钱氏家刻本《潜研堂全书》,钱大昕次子钱东塾编。有道光二十年钱师光重印本。所收著述有《廿二史考异》100卷,《三史拾遗》5卷,《诸史拾遗》5卷,《元史氏族表》3卷,《元史艺文志》4卷,《通鉴注辨正》2卷,《洪文惠公年谱》1卷,《洪文敏公年谱》1卷,《陆放翁年谱》1卷,《王伯厚年谱》1卷,《王弇州年谱》1卷,《金石文跋尾》25卷,《金石文字目录》8卷,《十驾斋养新录》20卷,《余录》3卷,《三统术衍》3卷,《三统术钤》1卷,《潜研堂文集》50卷,《潜研堂诗集》10卷,《续诗集》10卷。钱大昕著述的第二次结集是在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家塾刻本《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除收进上述《潜研堂全书》全部著述外,又增加《声类》4卷,《四史朔闰考》4卷,《疑年录》4卷,《风俗通义佚文》1卷,《恒言录》6卷。页码1 2 3 4 5 6 7 <

八思巴文和回鹘式蒙古文这两种古代蒙古文字,由照那斯图、道布等专家全面地进行了整理、转写、注释和研究,分别编著成《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汇编》和《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二书,出版问世。1986年出版《西蒙古史研究》等均为西蒙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体现出此一时期我国西蒙古史研究的学术水平。此一时期,蒙古史研究的专题性著作大量问世,主要有:高文德著《蒙古奴隶制度研究》、刘迎胜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达力扎布著《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赵云田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苏日巴达拉哈著《蒙古族源新考》、罗旺扎布等著《蒙古族古代战争史。

亦邻真及其作品集。 资料图片

研究;蒙古族;民族;史学;出版;史料;成吉思汗;学者;秘史;学术

亦邻真,又名林沉,蒙古族,杰出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任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还曾担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蒙古史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把毕生精力的绝大部分,献给了《元朝秘史》的研究和畏兀体蒙古文复原工作,是国际蒙古学界当之无愧的大学者。

罗贤佑,194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白石桥路27号,邮编 100081。

精细校勘,使《元史》点校本成为“最好的版本”

本文对20世纪中国蒙古史的研究进行了评述,认为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仍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史研究发展迅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该领域硕果累累,成绩空前,获得突破性进展。为了使中国蒙古史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今后还要进行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亦邻真,1931年出生在伊克明安旗一个蒙古贵族家庭。他出生不久,家乡便被日本侵略者占领。1938年,亦邻真在齐齐哈上了小学,学习汉语和日语,同时跟私塾先生学习蒙古文,跟一位老喇嘛学习藏文和佛经。多种语言、文字的训练,为亦邻真在蒙古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蒙古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1956年,亦邻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北大求学的5年,对他的一生走向有决定意义,他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除了学习课程之外,他翻阅了很多蒙古史资料,精读了许多史学名著,对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抓紧时间修完了俄语和英语公共课,还选修了法语课。1961年,亦邻真从北大毕业后,来到内蒙古大学工作,从事蒙古史研究。

我国蒙古族人口占世界蒙古族总人口的大多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曾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的足迹。蒙古史研究作为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一脉,有着相当久远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我国的蒙古史研究工作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对中国蒙古史学的发展做一个世纪回顾,是很有必要的。兹就管见所及,率尔操觚,力求勾勒出20世纪我国蒙古史学发展的大致轨迹,并对中国蒙古史学如何面向21世纪,提出本人的一孔之见。

亦邻真很快就在史学界崭露头角。1962年,为纪念成吉思汗800周年诞辰,他发表了《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一文。这一讨论关于蒙古族的形成、社会发展等问题的名作,受到民族史学界前辈的称赞。1965年,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集体编写《内蒙古史纲》,亦邻真分写最前一段,后以《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为名,在学校内部印行。这本几万字的小册子甚至比许多巨著还受欢迎。

从1971年起,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投入《元史》一书的校勘工作。因为点校二十四史是毛泽东批准的任务,即使在“文革”中也不受干扰。亦邻真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蒙古史研究室完成《元史》校记长编后,他被派到北京中华书局,协助著名蒙元史专家翁独健完成点校本的定稿工作。

我国对元史及蒙古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自清中叶以来,“乾嘉学派”的汉学家以治经方法研究历史,治蒙元史者不乏其人,使之渐成一门显学。邵远平、钱大昕、魏源、曾廉等人或者运用考据方法对《元史》及与蒙元史相关的史籍进行校补考订,或者进行重修《元史》的尝试,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19世纪中期以后,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等人忧及外患,着力研究西北史地,也促进了蒙古史学的进展。但此辈学人有一个通病,即他们只能依靠汉文材料而不能充分利用蒙文史料和域外史料,其研究成果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元史》一书修纂仓促,有不少讹文。史文用汉字译写蒙古、藏、梵、波斯等多种语言的专名和名物,抄刻中讹、倒、衍、脱甚多。纠正这些舛误,需要深厚的功力。在翁独健教授指导下,亦邻真将《元史》全书逐字逐句校读3遍,查阅了大量元代文献和中外研究论著,对校记长编稿进行逐条审定,最后写出2612条校勘记。1976年,《元史》点校本出版,被公认为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19世纪末,中国蒙元史的研究视野豁然开阔,由此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洪钧出使西方了解到西域波斯史料和西方研究著作,眼界闳开,据此写成《元史译文证补》一书,于1897年刊印行世。该书由于大量参考和引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域外史料和研究成果,故而如异军突起般引起国内治蒙元史者的极大重视。史称其“周咨博访,裒然成书,而后元初西域用兵始末,乃犁然大备焉”。且其书“多取材域外,时论称之”。(注:《清史稿》卷181《 洪钧传》。)“自钱氏大昕以至李氏文田, 参考斠注,不出华籍华图,至洪氏钧《元史译文证补》出,始知西域人、泰西人书足补《元史》者不少”。(注:《蒙兀儿史记》凡例。)可见此书为当时的蒙元史研究辟开一条新的蹊径,正是通过它,中国的学者才知道,国外尚有如此之多的有关蒙元史研究的史料和史著。因而,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实为中国的蒙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元史》点校结束后,亦邻真接受了中华书局《元典章》的古籍整理项目。他后来写成了以解读《元典章》为主的《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此文发表后,在国内外都有影响,被视为解读元代公牍的工具性文章。

20世纪初的一些史学家,继续沿着洪钧所开创的“证补”之路,利用中西史料进行研究与撰述。其中以柯绍忞、屠寄最具代表性。柯氏所著《新元史》有诸多疏误疵谬之处,在史料取舍增删上也未尽得宜,因此向为后世史家所诟病。尽管如此,该书将东、西方史料对校互补,博引旁搜,文字简洁,论断明快,故而也不失为一时之名作。屠氏撰著的《蒙兀儿史记》,其学术价值更胜《新元史》一筹。屠寄不仅熟治蒙古史学,且精于西北地理,曾三赴漠北,亲自考察,力补史载之阙。屠寄称其撰著“以不囿于有元一代”,力图详述整个蒙古族的活动史,“取材除旧史外,博采西方史料,……每一字都审订其地时日而下笔,用力极勤,其精神远在柯邵忞《新元史》之上”。(注:《辞海·历史分册》“屠寄《蒙兀儿史记》”条,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是以该书问世以后,学术界一致认为传世之作,堪称“治蒙兀史之正鹄”。(注:《蒙兀儿史记》孟森序。)

1979年,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亦邻真提交了一篇论文《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那是他在通盘研究过古代北方民族的基础上写出的。这篇论文解决了蒙古族及其以前北方诸民族族源等若干问题。

洪钧、柯绍忞、屠寄等人虽然对蒙古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今天看来,他们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编纂方法,沿袭的仍然是修补纪传体正史的传统,未脱“重修元史”的窠臼,而且他们均不谙外文,只能间接利用域外资料,这就难以避免以讹传讹的弊病。

潜心研究,用畏兀体蒙古文复原《元朝秘史》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革,东西方文化交光互影,理性主义风靡全国,反映到学术界,就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许多历史学家在继承清代乾嘉史学“无征不信”治学宗旨外,又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积极促进现代新史学的建立。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就是这个转型时期有代表性的史学家,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为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奠定了基础。王与二陈的研究涉猎到许多方面,在元史和蒙古史方面也写了大量考证论文和史籍校注,他们采取新的研究手段,深入专题,在科学分析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发现历史真相,迄今仍不失参考价值。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周清澍与亦邻真学习、共事近40年。他回忆起亦邻真时说:“他学习语言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在学习历史专业的同时,深入钻研语言学的知识。这为他后来从事蒙古文字学、语音学和古典文献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善于抓住要害,如他注意到伯希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田清波、柯立夫、马洛夫等人的精辟研究时,就全神贯注地去领会,并能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因此他在蒙古语言研究中,能解决专业工作者所不能解决的难题。”

在民国初年的文史研究领域,自应以王国维为巨擘。王国维承接乾嘉学派的余绪,又受到日本明治时期满蒙史地学的影响,在蒙古史方面颇多建树。《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是王氏治蒙古史的力作,包括《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和《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此外,他还撰写了《鞑靼考》、《辽金时代蒙古考》、《两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等蒙古史论文,研精钩深,令学界倾倒。陈寅恪学贯中西,以其深湛功力对《蒙古源流》一书进行笺证考释,例举蒙文、满文、汉文以及西文史料,推定该书作者的世系、著作时代及内容的观念等,戛戛独造,多有创获,对这方面的研究达到空前的成就。陈垣的元史研究将考证学发挥到极致,同时摆脱了清代朴学的束缚,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为推动现代元史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为蔡元培称誉为“石破天惊”之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乃陈垣此时期史学的代表作。该书征引博洽,考证缜密严谨,论断精辟中肯,自问世后一直为学术界奉为圭臬。

奠定亦邻真在蒙古史学地位的经典之作《〈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就是他将历史学与语言学结合的典范。

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志于蒙古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相继负笈海外,向伯希和等欧美东方学家学习审音勘同之学并掌握波斯文等语言工具,其中主要代表人物即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和姚从吾。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各以开创性的成就,将我国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新阶段的蒙古史研究有两个特色,一是史料应用范围的扩大,直接利用蒙古文、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是研究方法的改进,即着重采取史料校勘、史实考订和译名勘同等专业研究方法。这些特色,突出地反映在他们当时发表的论著中。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答剌罕考》、《元代阔端赤考》、《蒙古氏族札记》等;翁独健《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等;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元史〉、拉施特〈史集〉、〈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蒙古的名称和渊源》等;姚从吾《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等论著,探赜索隐、论考周详,都是史学、史识皆臻上乘的名山之作。

《元朝秘史》是13世纪时用畏兀体蒙古文写成的史书,以前只有明代汉字音写本传世。这部书的研究已成为世界性学问,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研究这部书的学者,发表的有关论著,包括拉丁字音写和各种文字的译注,已达数百项。

对域外蒙古史料与论著的译介工作,此一时期也获得显著进展,冯承钧在这方面的成就最大。冯氏一生致力于翻译事业,将大量的西方汉学家的成果介绍到中国,译著达一百多种。他在蒙古史方面翻译了《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记》、《蒙古史略》等,还出版了九册《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其中包括大量沙畹、伯希和等西方史学家撰著的关于蒙古史的论文。总之,冯承钧通过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为蒙古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陈捷、陈清泉将日本学者箭内亘所著《蒙古史研究》译成汉文193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兀良哈三卫名称考》、《蒙古色目待遇考》、《鞑靼考》、《元朝怯薛考》、《元代东蒙古考》等22篇论文。当时,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等日本蒙古史学者的著作也有汉文译本。

亦邻真把汉字音写本复原成畏兀体蒙古文,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学术工作。1962年,他同中华书局签订了用畏兀体蒙古文复原《元朝秘史》的合同。不久,因四清运动和“文革”爆发,这项工作彻底中断。“文革”结束后,他连续发表了关于《畏兀体蒙古文和古蒙古语语音》的论文,为复原《元朝秘史》等工作奠定了基础。1987年,他的名著《〈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终于出版。在书中,他不仅利用现存的元代蒙古文文献作了高水平的注释,还写了长篇导论,与复原的全文一起出版。

概括来说,在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蒙古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在治学方法上明显改进,出现一些功力深湛的研究家,产生一批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从而开辟了我国蒙古史研究的良好途径。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蒙古史研究,出版发表的论著也为数不多,而且研究领域尚比较狭窄,学科发展余地还相当广阔。

《元朝秘史》复原本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它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外蒙古史学界对这部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日本《东洋史研究》发表原山煌的书评,说亦邻真复原本是《元朝秘史》研究中“应当特书一笔的成果”“语文学基础坚实,治学态度诚实,在中国学术界中放出异彩”。

在历史研究中使用语文学手段,是亦邻真著述特点之一。他撰写的每篇文章,几乎都利用了语文学材料,进行了严谨的对音勘同。他一般都用汉文、蒙古文两种文字写作,而且常常先发表蒙古文稿。

早在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蒙古民族问题(其中包括蒙古族历史)的研究工作。1940年4月, 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中共西北工委民族研究室编写了《蒙古民族问题》一书,对蒙古民族族称起源、社会历史发展、近代蒙古的社会矛盾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等,都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另外还编了《抗战中的绥远》一书,其中有“绥远蒙古概况”一章,专门论述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民族问题。这些研究工作,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对蒙古民族的政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根据和重要资料。

亦邻真读书时,不只是注意发现重要史料,还特别留意各种汉译的外族语词汇。他参加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大辞典》时,凡有关民族语词的词条,都是由他撰写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还写了若干篇历史和语言学相结合的有关人、地、部名考证的论文,如《蒙古人的姓氏》《古蒙古语月名》等。他还积极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和《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的编纂工作,撰写和审改词条。他写的词条力求简明,在最少的文字中容纳最大的信息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事业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植。1956年,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全国人大民委领导下,组成八个省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并提出了在调查基础上编写55个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的任务。在统一部署下,当时组成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进行了大规模的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及时抢救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蒙古族简史》初稿。后来,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据此正式出版了《蒙古族简史》,并且出了蒙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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